歐美性教育推社會正義 教學童『探情慾』『街頭抗議』

當心同性戀運動正利用「社會正義」原則，荼毒國家幼苗！

西方世界正致力培訓教職員，將社會正義編入教材和課外活動中，以鼓勵小學生成為當代問題的批判分析家、具同理心的人權守護者及受困地球的守門員。於是出現許多社會正義的副產品：多倫多小三生上街抗議油管鋪設問題、小一生帶回家的是國際無法包容切除女性生殖器及要求中止以暴力攻擊性工作者的傳單。當然，也包括教導小學生不歧視同性戀、支持跨性別者按其性別認同使用廁所等事。

社會正義範圍太廣泛，每個人的解釋也大不相同。某個老師可能藉此教學生植樹愛地球。另一個老師可能要求同一批學生寫信給政府抗議礦坑的環保問題……。論到什麼問題適合和兒童談，各方意見更是衝突。多倫多家長非常憤怒聽到多倫多區域教育局（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簡稱TDSB）網站的健康教育，建議學童與某團體官網連結，該團體提倡利用性愛玩具和蔬菜做實驗，探索個人的性慾。這引發家長譁然，董事會後來刪除該連結。

有時，社會正義也淪為政治正確的幫傭：安大略省達拉謨市教育評議會（Durham Board of Education in Ontario）就因此挨轟，它鼓勵學童在課堂上不要使用「妻子」和「丈夫」的稱謂，而用要性別中立的「配偶」一詞，男女朋友也要改用「伴侶」。甚至有一所英國學校禁止學生使用「最好的朋友」一辭，以免讓其他學童覺得被排擠。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Denver）則有一名6歲男童因唱流行歌「我很性感，我知道」（I’m Sexy and I Know It ），而遭退學，因他違反該校禁止性騷擾的政策。

越來越多例證顯示，社會正義的教育錯誤百出，但負責訓練老師從事社會正義教學的那一幫人卻熱切護短，因他們相信，他們的觀點極其重要，於是加拿大小學教室裡興起的戰火越燒越旺。而這只是以下老問題的最新戰局：究竟誰能決定教育我們下一代的最佳辦法？

無可爭辯的是，加拿大教育圈子越來越致力於教導學生社會正義。這種趨勢其實過去一百年來在歐美一直盛行，只是如今它已變成師範學校刻意強調的事，且有教科書指導師範生如何教導社會正義。倡議者認為，現在的學童尤其需要社會正義、警覺霸凌的效應，並要有同理心，何況教室內越來越多樣化的身份和意見，已激發學生無法凡事包容。

「教室景況已完全變。我們需要培育老師去應付現況。」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師範教育系副主任艾爾文（Rita Irwin）說。她認為，藉由在課綱中不斷重覆包容與同理心，老師更能有效翻轉學生的思想觀念。

這引發一個重要的問題：涉及爭議性的問題時，學生會不會被教導混雜不清的各種觀點？社會正義通常都會引發強烈激進的癖性，家長認為，學生是受到政治操縱，因此強烈反彈。例如：多倫多區域教育局在各校推廣「愛情沒有性別之分」的海報，海報中的照片甚至顯示異性戀和同性戀配偶、兩男一女和兩女一男合組的婚姻。該海報傳遞的訊息明顯地告訴學童：愛情也沒有人數的限制。

毫不令人驚訝的是，加拿大在教室和學校走廊推行的教育取向，正導致一場風暴。政治人物開始介入議論。保守黨國會議員米里甘（Rob Milligan）出面，反對多倫多小學三年級學生出面抗議油管的事，他稱這是校方在向學生「洗腦」及「濫用職權」。

中學教師史塔克（David Stocker）也聽到類似的反對意見。他是教科書《數學很重要：連結數學與社會正義的教師資源手冊》（Math That Matters: A Teacher Resource for Linking Math and Social Justice）的作者，這本書指導老師教導六到九年級學生，在工人權益、種族爭議和同性戀恐懼症等問題上，用解數學問題的方法，去增加政治籌碼。

史塔克也是加拿大家喻戶曉的爭議性人物──他和妻子宣布要扶養第三個沒有性別的孩子史東恩（Storm）時，即引發國際媒體注意。史塔克素來不隱藏他的政治立場。「所有的東西都帶著某種偏見。」他在上述教科書的引言中說：「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花一點時間，教育學童和平與社會正義。若願意這麼做，就不妨承認，世上確實存有偏見，且讓我們努力消除它。」

另一些爭議則認為，學校推行社會正義課綱，要看年級。有些高年級生已夠成熟，有自己既定的意見，不致於受學校影響。因此，有些批評者認為，問題不在於學童可不可以談論政治議題，而在於什麼年紀談。老師若強行向低年級生促銷社會正義，反而可能帶來危險。譬如，本身是兒童心理學家的魏蓮絲（Jeanne Williams），即使非常滿意她兒子的學校推行社會正義課綱，但她卻親眼看見這項課綱引發反彈。

她治療的幾位焦慮症兒童，病因直接與在校的學習有關，尤其與社會正義課綱有關。這類內容包括地球環境不斷被毀壞，可能帶來浩劫，及同性戀的性觀念等。她說：「兒童必須感到安全，他們的腦部才會正常成長。有安全感，兒童就更可能長得更堅強、更有自信。」

著有《為和平的世界而進行親職》（Parenting for a Peaceful World）一書的心理學家葛里爾（Robin Grille）指出，小學太政治化，使師生之間的權力產生極大的分化，這種情況接近操縱。「你不能利用兒童，把他們當成實現你主張的工具。你怎麼知道，這些年幼的孩子會不會變成應聲蟲，盲目地學習老師教的東西？教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墮胎，這多麼容易辦到啊？但年幼的孩子真正有多少能力，去塑造自己的意見和決定？」這問題尤其在小學的教室裡上演，因年幼的孩子就在教室裡被評分。葛里爾主張，兒童必須在情緒發育得夠成熟之後，才能接受政治類的教導。

另一類批評以保守派評論家薩里（Surrey, B.C.）的《真正的公正》部落格（Just Right blog）為代表。他在討論學校推行社會正義課綱的文章中說：「學校未能做好它們基本的工作，也就是教育。」學校花太多時間教導社會正義，結果反而將注意力轉離顧念學生的學業成績，以致很諷刺地產生莫大的社會不正義，這樣叫未受完整裝備的學生如何去面對複雜、競爭力極大的世界？眾教師也對學校的這項要求感到掙扎。在校方並未給予教導社會正義課程的指導原則之下，老師們可能懷抱好意，卻帶來恐怖的後果。（文取材自macleans.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