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運動之人權訴求的省思

關啟文

近數十年，同性戀社運（簡稱「同運」）風起雲湧，不單在西方帶來巨大衝擊和改變，在亞洲社會也引起愈來愈激烈的爭議，如香港在2005年關於性傾向歧視法(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SODO)的激辯，和台灣在2001年關於同志教育與及同性婚姻／同居伴侶法的爭論。世界各地的同運要爭取的目標大同小異，例如成年人同性性行為(肛交)非刑事化(私隱權) ，肛交合法年齡與性交合法年齡劃一(平等保護) ，制定「性傾向歧視法」禁止「性傾向歧視」 ，制訂同居伴侶法，同性婚姻合法化，賦予同性伴侶領養兒童權利或以人工授孕方法產生下一代，同志教育 [在台灣被包裝為「性別平等教育」] ，有些甚至爭取多元婚姻。

        同運能夠勢如破竹，一個主因就是他們善用一個厲害的武器──人權，同運深信他們所爭取的（如同性婚姻）本來就是他們的基本人權或平等人權，是他們天經地義的訴求。由於這種論述在人權高脹的年代非常吸引，所以大受知識分子和媒體歡迎。對很多人來說，你若不同意同運的訴求，縱使不是萬惡不赦的「仇同者」，也是打壓別人人權的惡棍了。